当余隆先生指挥着上海交响乐团在上海音乐广场的草坪上，在七月上海的夜幕下，奏响肖斯塔科维奇《第七（列宁格勒）交响曲》第一乐章中那沉重而又决绝的，回响着战争步履的旋律时；当回声节日合唱团用勇毅悲伤的和声唱出“谁为祖国死，永远有光荣，壮烈牺牲是英雄”的《歌唱德涅泊尔河》时，历史仿佛穿越了八十年的时空，把我们带回到了那个硝烟弥漫、山河破碎的年代。
这场作为上海夏季音乐节闭幕式，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而特别举办的音乐会，绝非是一次单纯的怀旧，而是力图通过对声音的锻造、对记忆的挖掘，重新熔铸那不屈的民族精神，并再次确认一个亘古不变的信念：正义终将战胜邪恶，人类尊严之光永不熄灭。
这场音乐会曲目的编排，本身就是一部跨越国界的史诗。从前苏联歌曲《向那伟大的时代致敬》那庄严恢宏的旋律，到美国电影《拯救大兵瑞恩》中《阵亡者的挽歌》那令人心碎的宁静肃穆；从前南斯拉夫电影中的意大利民歌——《啊，朋友再见》那首饱含诀别之痛的熟悉歌谣，到《桂河大桥》中《博吉上校进行曲》在荒诞戏谑中透出的反抗智慧——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壮阔图景在音符中徐徐展开。这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经典之作，共同构建起了一座声音的“反法西斯的精神纪念碑”。它们超越了地域，在崇高性上达成统一：即用艺术最纯粹的形式，铭刻了人类为自由与尊严而共同抗争的集体记忆。肖斯塔科维奇那段经典的机械重复的战争主题，以纯粹音乐的语言——持续不断的小军鼓的节奏鼓点、黑管与双簧管模拟军队行进的交相呼应——展现了战争的压迫感；《歌唱德涅泊尔河》的抒情旋律则体现了民族精神的不可摧折；理查德·罗杰斯的《雪绒花-翻越每一座山丘》通过对小而白、洁而亮的美丽雪花的描写，既反衬了战争的残酷，又表达了人们不屈的精神。约翰·威廉斯《阵亡者的挽歌》则使用如泣如诉的弦乐，以其极致的纯净与克制，将个体牺牲的悲剧升华为对和平的祈愿，而这便是音乐所能抵达的崇高之境。
然而，当音乐回归到华夏大地，其所饱含的力量与意志更添入了一份深入骨髓的切肤之痛和浩荡激昂。《黄河大合唱》主题曲改编的间奏曲，将冼星海笔下那条象征民族血脉与苦难的母亲河，以管弦乐的宏大语言重新诉说，悲怆中积蓄着爆发的伟力。紧随其后的合唱——《中国一定强》《长城谣》《毕业歌》《救国军歌》……这些诞生于烽火岁月中的歌声，每一首都像一支燃烧的火炬。《游击队歌》中那跳跃的节奏与乐观的旋律，是在山林间神出鬼没的战士，在绝境中奏响的生命凯歌；《延安颂》宽广深情的咏唱，则是对革命圣地、对理想光芒的倾情礼赞。它们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民族精神最直接、最炽热的音乐彰显。这些作品，在审美上具有不可替代的独创性：它们将民间音乐的语汇、战斗的号角和时代的呼声完美融入专业音乐的创作，在民族危亡的战争年代迸发出惊人的艺术生命力。
当音乐会的终章——《民族魂—义勇军进行曲》——奏响，聂耳那划时代的旋律在管弦乐与大合唱的磅礴加持下，完成了从一首战歌到民族精神图腾的最终升华。当台上的演奏与专业的合唱，和台下现场观众自发起身，放声应和的合唱汇聚成一片时，此刻：“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也不再仅仅是歌词，而是从历史深处奔涌而来的澎湃洪流。这熟悉的旋律，在新时代的编配中，被赋予了更为深邃的启示：它提醒我们，民族之魂的铸造，源自于每一次面对压迫时的“起来”与反抗；源自于无数个体的牺牲与对正义的执着。八十年之后，这些歌声依旧如黄钟大吕，涤荡人心。
在纪念胜利的这一时刻，这一场超越了单纯的庆典欢愉的音乐会，以世界性的音乐语言与民族血脉中的不朽旋律，共同奏响了我们对于人类共同价值的坚守。当《第七交响曲》的战争阴霾、《歌唱德涅泊尔河》的深沉忧伤、《黄河》的怒吼和《义勇军进行曲》的冲锋号角在夜空中交织回荡时，我们无比清晰地聆听到：那源自于不同土地，却为同一目标而战的呐喊，最终汇聚成了战胜一切黑暗势力的磅礴力量。这力量，曾经支撑着我们的先辈们在至暗时刻浴血奋战；这力量，亦如永恒的星辰，指引人类在铭记历史中，不断捍卫来之不易的光明和和平。而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信念，亦将在历史的苍穹下永远地铮铮作响。
（作者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党委书记、艺术哲学系教授）西宁股票配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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